经济学家卓炯
曾牧野
编者按：1985年4月，卓炯同志被广东省人民政府授予“特等劳动模范”称号。随后，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要曾牧野同志（时任省社科院党组书记）为卓炯写个评介材料。1985年6月，此文参加由省社科院、华南师范大学、广东经济学会联合举办的“卓炯经济思想学术研讨会”，卓炯亲临会议。该次研讨会由孙孺、曾牧野、黄家驹等同志主持，省委常委秘书长杨应彬同志发来贺信，肯定卓炯之学术成就。该文从未正式发表过。2007年12月18日，在“缅怀卓炯，畅谈改革——广东经济学人纪念卓炯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曾牧野同志再携此文与会，并将此文印发与会人员。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广东人口学会会长、广东省政府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和广东经济学会顾问卓炯，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学者、知名的经济学家。在科学战线上为党的事业奋斗四五十年的坚强战士。1985年，广东省人民政府授予他“特等劳动模范”的称号。
卓炯，1908年1月生于湖南省慈利县。家庭是小土地出租者，父亲是个矿工，母亲除种点杂粮外，还帮人洗衣，挣点钱度日。卓炯幼时读书，异常聪慧。青少年时代在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求学，就受到革命思潮的熏陶；往后，他结交几位同学跑到武汉，参加国民革命军，受到军中我党地下党员的关怀与教育；1928年，他在湖南常德中学念高中时，因思想进步被怀疑为“异党分子”而遭逮捕入狱，后经同学担保释放。1931-1935年前往广东，就读于中山大学，获社会学学士学位；1935-1936年又进广东学海书院，攻读研究生——这个时候，他开始撰写一些论述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的文章。1936-1938年，卓炯参加了进步社团——救亡呼声社和党的外围组织——广东民族抗日先锋队的活动，为争取民主与民族解放斗争事业而奔忙。1939年，卓炯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在《新建设》、《阵中文汇》担任编辑工作，宣传抗日救亡运动；1941-1946年，在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任讲师、副教授。这个时期，卓炯在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的启发、帮助下，钻研马克恩的《资本论》，写下相当数量的关于劳动价值学说笔记，可惜文稿在韶关沦陷时全部丢失。1946-1948年，国民党反动派推动反共政策，卓炯被迫出走，侨居泰国，继续从事党的工作和教育工作。1948年9月，卓炯返回祖国，在云南省思普区与当地的地下党同志一起组织人民武装斗争，1949年3月，任云南人民反蒋自卫军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
全国解放后，卓炯奉调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政策研究室工作，下乡参加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1953年调华南分局宣传部，任学习室副主任；1954-1958年，调任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处长，向省、市直属机关干部讲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1956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本著作：《政治经济学学习提要》。随后，奉调中共广东省委党校，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1973年，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恢复，卓炯到该研究所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工作。其学术研究生涯如果从1935年攻读研究生算起，已整整五十个年头了；如果从1941年到中山大学执教时算起也经历了四十四个春秋。
我在这里比较详细地介绍卓炯的经历，是要让人们了解这位年迈的学者是久经革命风霜锻炼的老战士、老同志。当然，要正确评价作为经济学家的卓炯，首先要对他在学术上的成就作出实事求是的考察。
卓炯的主要成就，是他大胆地突破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框，逐步形成了带有他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体系。
根据现在我们所能查到的资料，卓炯可能是我国第一个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商品经济这一新概念的经济学家。1961年冬，卓炯发表在厦门大学的《中国经济问题》上的论文《申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写道：“现实的事实很明显，在公有制制度下，不论是全民所有制的产品也好，集体所有制的产品也好，只要有社会分工存在，产品就要进入交换过程，就要成为商品……这种商品经济的特点就是计划商品经济。”
卓炯得出这样的结论并非偶然。
一是导源于实践。建国以后，卓炯不是把自己关在书斋里，而是积极地参与实际斗争，密切关注我国正在进行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1960年他跟随省委工作团下乡，到德庆县参加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风整社”运动，实际生活使他亲身体验到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所刮起的“共产风”，包括否定商品经济、关闭农贸市场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可是当贯彻了党在农村的正确的经济政策(其理论核心是承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尊重价值规律)以后，虽然时间不久，即到了1961年冬、1962年初，农村经济凋敝的困境开始得到改变，城乡市场重新显现了生机与活力。这个时候，卓炯不仅在广东经济学会召开的多次会议上呼吁，而且写出多篇论文申述他的主张：搞社会主义建设，非搞商品经济不可；而要搞商品经济，就一定要尊重价值规律。社会主义经济的首要规律就是价值规律，价值规律经贯彻运用，就调动了工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激情地说：“没有工人、农民的积极性，怎能发展社会生产力，怎能搞好经济建设?!”
二是导源于卓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著作的深入钻研和独立思考。他深深意识到，要在实际工作中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放手发展商品经济，必须在理论上解决社会主义经济依然是商品经济这个重大的课题。要解决这个课题，关键在于如何认识、阐明人类历史上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产生和发展的原因。马克思说：“社会分工使商品所有者的劳动成为单方面的，又使他的需要成为多方面的。正因为这样，他的产品对他来说仅仅是交换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4页)。列宁也讲过：“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列宁全集》第3卷，第17页)。20世纪60年代初，卓炯依据马克思和列宁的有关论述，提出独特的“商品经济社会分工说”。他在有关的论文中写道：“这里所指的社会分工，其含义应该是各种不同经济职能的经济单位的内部分工”，“商品交换之所以发生，乃是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社会既然存在着广泛的社会分工，因而也就必然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当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前者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进行的商品经济，后者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无政府状态的自由商品经济。他多次明确地申明白己的学术观点：“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经济的存亡，而所有制形式决定商品经济的社会性质和特点，这就是我们的中心思想。”(卓炯《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1981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第3页)
从上世纪5
0年代中期开始至今整整三十年，卓炯为了建立、形成新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体系，付出了巨大的劳动，承受了巨大的风险，战胜了种种困难和阻力，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其研究历程，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1)60年代初，提出“社会分工说”，这是卓炯的商品经济理论体系赖以建立、形成的理论基石；(2)70年代末、80年代初，卓炯的商品经济理论得到了丰富和充实；(3)近年卓炯运用他的理论来研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方向、内容，并借鉴《资本论》的体系，试图改造现行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理论体系，建立以商品经济学为特色的新体系。
关于第一阶段的研究，我在上面扼要进行了评述。第二阶段的研究，卓炯除了进一步论述他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再认识，集中地批判了“自然经济论”、“产品经济论”之外，突出强调并反复论述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宏观作用与微观作用。他写道：价值规律，首先是一个发展生产的规律。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如能降低必要劳动，它就可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价值规律又是一个等价交换的规律，是平衡人与人之间物质利益的关系的规律。价值规律又是一个分配的规律，全部国民财富不外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要补偿已消耗的生产资料，第二部分是生产劳动者的收入，第三部分一般表现为剩余劳动，这部分基本上又分为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消费基金用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积累基金用来扩大再生产。价值规律的核心是C+V+M。国民经济的活动虽然千变万化，复杂错综，但万变不离其宗，跳不出C+V+M这个范围。他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计划按比例正是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要求与表现形态。
为了充实、完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近年来卓炯写了三篇论述剩余价值的文章，认为剩余价值是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只要有商品生产就有剩余价值，社会主义经济既然是商品经济，当然也就存在剩余价值这一范畴。他写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不在于有无剩余价值，而在于剩余价值归谁所有。因为只要工人有剩余劳动，他们都要创造剩余价值。只要承认这一点，去掉马克思分析资本的形式，剩余价值理论都适用于社会主义。”(《学术研究》1982年第5期)
在几十年的研究生涯中，卓炯自始至终坚定地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坚持理论为社会主义实践服务的方针。近年，他运用他的商品经济理论，来研究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他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的，是要把计划产品经济体制改造成为计划商品经济体制；“要发展商品经济，不只是‘松绑’，而是要解开绳索，在计划指导下自由翱翔，计划是什么？列宁说得好，自觉地保持平衡就是计划性。所以计划只能按照价值规律的宏观作用，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包括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保持供求的平衡，而不能把计划变成绳子和棍子。在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条件下，要让企业有相对的自由以适应市场的变化而加以调整。国家除运用价值规律以外，还可以运用各种价值杠杆(所谓经济杠杆实际上是价值杠杆)进行补充的调整，如何按税收、利息、成本、工资等，使社会生产按照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而得到正确地运行。”(《南方经济》，1984年“扭亏增盈"专刊)当前如何改革金融体制、进一步发挥银行的作用，如何进行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体制的改革，如何提高资金利润率等等问题，卓炯都发表了许多有益的见解。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肯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突出强调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卓炯，这位历尽坎坷的经济学家读完中央的《决定》后，欣然地笑了。事后，他感慨万千地跟同事们说：我的研究工作终于跟上党的步伐了。
要正确评价这位经济学家，我认为不应该忽略他长期坚持独立思考、实事求是、无私无畏、勇于探索真理的良好学风。上世纪60年代初期，卓炯提出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这一新的概念时，由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占上风，而被许多人视作“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受到社会舆论的非议，随着政治气候往‘左’的方面转化，“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越叫越响，他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在政治上受冷遇，学术上被孤立，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一直处于逆境之中。特别是“四人帮”上台后的动乱年月，他被指责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列入“专政”对象，关进“牛栏"，受尽凌辱、折磨。但他始终以沉默来对抗横逆，坚信光明一定能够战胜黑暗，真理一定能够战胜谬误，坚持自己的观点。粉碎“四人帮’’以后，卓炯已年近古稀，依然斗志旺盛，拿起笔杆继续勤奋地从事他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研究工作，并奔走于全国各省、区，参加各种学术会议，进行繁忙的讲学活动。1981年出版了论文集《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30多万字)以后，又完成了《再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政治经济学新探》、《<资本论>体系与社会主义经济》专著的撰写……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永不疲倦地战斗、工作的卓炯，表现了老一辈党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忠诚于党的事业的革命精神。他最喜欢马克恩1872年在《资本论》法文版序言中写下的名言：“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当时，我国经济学界正围绕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问题开展研究、讨论，有些理论问题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例如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原因、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如何统一、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与其他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下剩余价值范畴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经济的前途问题，等等。争鸣中，对卓炯商品经济理论中的某些观点或提法，有些同志还不大赞同。我曾就此问题，请教过卓炯，他坦然地回答：如果意见完全一致，就用不着再研究、再讨论了。“我是一个真理的探索者，既然是探索，就不能认为自己说的都对，重要的问题是，要在学术自由的思想指导下进一步造成一种学术争鸣的气氛，各抒己见，取长补短。学术论争中的是非，要尊重实践，要依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判断。学术上某些重大问题的论争、探讨，需要时间，不必急于作出结论。”我与卓炯同事多年(他是我的良师益友)，就我所知，他与学术界某些非常熟悉的朋友，尽管观点不一，都没有影响他们个人之间的同志关系与友谊。这位战斗不息、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出重大贡献的学者，有着豁达的胸怀。他欢迎学术上的诤友，但厌恶那些“风派理论家”。
作者简介：曾牧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原党组书记、研究员，广东经济学会终身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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